另外“半部《论语》”说了些什么？

原文题目：找回另外“半部《论语》”

        在另外“半部《论语》”里，孔子讲的不是“专制”，而是“共治”。

　　孔子从来不是君主专制制度的倡导者，更不是辩护者，原因很简单，在孔子时代，还没有大秦帝国，更没有“始皇帝”。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还是周天子“封建邦国制”的天下，没有帝国，也没有皇帝。

　　诚然，孔子一生都在竭力维护周天子的权威，有“尊王”主张，有“忠君”观念,也有对“犯上作乱”的乱臣贼子的痛恨，但他从未主张集天下之权于君主一身。

　　孔子推崇的是“共治”。这可以从他对周朝政治制度的无限向往和高度赞颂中得到充分印证。虽然，在《论语》和其他文献中，孔子并未用过“共治”一词，但是，通过对周朝政治体制的结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共治”体制的主要架构和基本原则，并从中理解孔子一生追寻的“大道”到底是什么。

　　孔子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抛开上古的尧舜盛世不说，就是所谓“直道而行”的“三代”。“三代”之中，夏、商年代久远，湮灭难寻，而周朝去时未远，体制尚在，典籍犹存，可供观摩考察。

　　于是，周朝提供了一个理想社会的模式。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14》）他认为，周朝的政治制度借鉴了夏、商体制，从而达到了完美状态，是一个“天下有道”的时代。同样的意思，孔子在另一处也曾表达过：“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之未逮也，而有志焉。”（《礼记·礼运篇》）

　　因此，从“周制”中，我们可以看出“共治”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体制。

　　周朝的政治制度，以宗亲为纽带、以“礼乐”为文化、以“邦国制”为基础，形成多层次架构，其中主要涉及三重关系：天子与诸侯、君与臣、君与民。

　　先说天子与诸侯的关系。

　　周天子，虽是天下君王，其实更像一个盟主，他可以分封诸侯，却不能直接干涉诸侯国“内政”。作为“天子”，他拥有两项重要的权力，即“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季氏2》）。礼乐，维护了天子的“政在中央”的权威；征伐，掌控了“宣战”之权——只有周天子才有权对某个诸侯进行讨伐，当然需要有正当的理由。这样，天子与诸侯之间就构成了一个上下依存、相互制约的分权格局。

　　到了春秋，已是孔子所说的“天下无道”的时代了，其标志就是“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前者，让周天子的“中央”权威尽失,孔子对此激愤万分:“是可忍，孰不可忍？！”后者，使诸侯之间征伐不断，战火难息，孟子因此断言：“春秋无义战。”实际上，那时，天子与诸侯之间相互制约的分权格局已被彻底破坏了。

　　再说君与臣的关系。

　　有关君臣关系，孔子在回答鲁定公之问时有过明确解释：“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19》）这也是一种上下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君使臣以礼”，是说君王任用臣下，却不可将其视为犬马，任意驱使，随意宰杀；而“臣事君以忠”，是说臣下忠于君王，也并非一切以君王的意志为是非标准，“忠”字里面包含着“直言相谏”之意。子路曾问如何“事君”，孔子回答：“勿欺也，而犯之。”（《论语·宪问22》）当鲁定公问有没有“一言而丧邦”之时，孔子更是将君王“唯其言而莫予违也”视为亡国之兆（《论语·子路15》）。

　最后，说说君与民的关系。

　　君与民之间，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君权天授，但这“天授”是有条件的，就是君王要有“仁德”。不然，君王的天下，“虽得之，必失之”（《论语·卫灵公33》）。那么，如何判断一个君王是否“仁德”呢？看他对待民众的态度。这样，一个君王执政的合法性，理论上，还要由民众来决定。孔子这一观点，后经孟子发展，成为了著名的儒家“民本”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从天子与诸侯、君与臣、君与民三个层面，我们可以看出，周朝的政治体制具有一种“共治”结构——即天子与诸侯、群臣、民众构成一种上下依存、相互制约的双向关系。

　　作为对比，以后来“秦政”为代表的君主专制体制——君主与诸侯、群臣和民众，完全是一种由上而下的单向关系，即君主对所有人都拥有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

　　当然，周朝 “共治”体制的形成，是社会发展的历史产物，也是当时各种政治力量博弈的结果，未必完全出于圣王们的顶层设计，更非由于执政者道德上的自我约束。至于这种“共治”体制在历史现实中是否真的如此完美，也大可商讨。重要的是，孔子在其中看到了他一生所追寻的“大道”——一种能让“仁政”得以实现的理想政治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