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部《论语》”怎样治天下？

原文“找回另外‘半部《论语》’”

从“半部《论语》”到“独尊”儒术，再到最终成为两千年来君主专制体制的主导意识形态，这期间的历史过程，大致可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孔子思想中的核心概念，经荀子演绎，再由其弟子韩非、李斯片面发挥，异变成法家的“强国”方略，秦始皇凭此一统天下，创建了史无前例的君主专制体制——大秦帝国。

　　孔子讲“仁”，而“仁”植根于人性。人性亦善亦恶，孔子主张扬善抑恶。孟子讲“性善”，论证了“仁”的天然合理；荀子讲“性恶”，看到了人世纷争的必然。韩非、李斯则从荀子“性恶”之说出发，通过操控人性的弱点——“畏诛而利庆赏”（《韩非·二柄》）——创立了一整套“御民之术”，以赏罚鼓励征战，以苛刑强化统治，儒法合体，成为“御民”之利器。秦始皇战胜六国、统一天下，直至后来“焚书坑儒”，集天下之权于君主一人，实施“秦政”，正是这一套“御民”理论的成功实践。

　　关于这一点，前人也有看得分明的，其中，以清末谭嗣同最为锐利。他说:“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仁学·二十九》）可谓一针见血。同时，他也为孔子抱屈：“孔为所卖，在天之灵，宜如何太息痛恨！”（《仁学·三十》）第二阶段：为了修复秦代暴政，汉代“重倡黄老”，后又“独尊儒术”，而董仲舒用“三纲五常”的金丝银线，将儒家学说剪裁和翻新成一件为君主专制而量身定做的华丽“礼服”。这样，大秦帝国虽然不在了，但以君主专制为特征的大秦帝国体制，得以继续存在，以“三纲五常”为纲要的官方儒学更成为了其理论基础。

　　“三纲五常”之中，“君为臣纲”最为关键。孔子的“君君臣臣”，就此变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有意思的是，“三纲”之说，最早见于《韩非子》：“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韩非子·忠孝篇》）由此可见，从韩非到董仲舒，一脉相承。

　　第三阶段：面对“半部《论语》”的处境，宋儒的政治理想是通过加强“相权”以分享“君权”，使君臣“同治天下”。不过，宋儒的这点天真的幻想，在宋代从未真正实现过，到了明代，更是被明太祖朱元璋彻底扑灭。

　　宋代儒者，从程颐到王安石，一直有一个君臣“同治”的梦想（可参见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但是，明白如朱熹者，早就看出其一厢情愿。弟子黄仁卿问：“自秦始皇变法之后，后世人君皆不能易之，何也？”朱熹回答：“秦之法，尽是尊君卑臣之事，所以后世不肯变。”（《朱子语类》卷一三四）　　明太祖朱元璋更是知晓其中利害。为了断掉儒生们“同治天下”的念想，他干脆废了丞相之职，并将说过“民为贵”、“君为轻”的“亚圣”孟子赶出庙堂，清除了儒学中最后一点“民本”思想。

　　对君主专制体制表示异议者，历代不乏其人,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就是其一。他认为“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不可“视天下人民为人君囊中之私物”。因此，他认为天下本应君臣同治：“原夫作君之意，所以治天下也。天下不能一人而治，则设官以治之。是官者，分身之君也。”就本质上而言：“臣之与君，名异而实同。”（《明夷待访录·原君》）

　　可惜，历史没有给儒生实现“同治天下”梦想的机会。有清一代，异族入主，君主集权变本加厉，君主视臣民皆为“奴才”，大秦帝国所创立的君主专制体制至此登峰造极。

　　这里，我们看到了“半部《论语》”的历史轨迹，那么，另外“半部《论语》”的命运又是如何呢？与这“半部论语”的彰显而尊崇不同，另外“半部《论语》”在历史上隐潜而不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