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之行：理想与现实

原文题目：找回另外“半部《论语》”

       孔子的“共治”构想，或许能存在于某种理想状态中，然而，历史并非总在理想状态下发展。

　　历史上，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是：出现了“暴君”怎么办？

　　当年，齐景公曾问政于孔子，孔子回答：“君君，臣臣。”（《论语·颜渊11》）意思是说，为政的关键，在于国君要有国君的样子，臣子要有臣子的样子，各尽职责，各守本分。从中可以看出，“仁政”实现的前提条件是明君贤臣。

　　暴君的出现，意味着“共治”体制中的“纠错”机制完全失效。这时，君已“不君”，臣是不是可以“不臣”呢？

　　对此，孔子没有直接回答过，但其态度显然是认可的。孟子则明快许多，他说：“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人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为除暴君而“弑君”的行为公然辩护。荀子的态度也颇为鲜明：“臣或弑其君，下或杀其上，粥其城，倍其节而不死其事者，无它故焉，人主自取之也。”（《荀子·富国篇》）——也认为暴君被弑，实乃咎由自取。

　　孔子一向痛恨犯上作乱的“乱臣贼子”，也从不宽容“弑君”行为，但是，当暴君出现之时，他还是充分理解革命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其实，革命，一向是儒家政治选项之一。“三代”之中，商、周两代都是始于推翻暴君的革命。

　　不过，孔子对暴力持有保留态度——这毕竟与“仁”的理念直接对立——只是乐观地相信：“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论语·子路12》）又说：“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论语·子路11》）他认为，经过必要的暴力阶段，人类社会就可以消除残暴，废止杀戮了。这实在太乐观了,不要说百年之后，就是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人类社会冲突的最终解决仍然要诉诸暴力——革命或者战争。

　　因此，历史并没有按照孔子的意愿来发展——从春秋到战国，再到大秦帝国，天下没有走回“共治”，而是走向了“专制”——“周制”最终被“秦政”所取代。这显然不是孔子所希望看到的结局。

　　这里，孔子为后世留下一个疑难问题：即使在“共治”体制中，也无法完全防止暴君的出现，以及暴力革命的发生。夏桀、商纣，以及西周的厉王、幽王，都是产生于“三代”的暴君。面对暴君，孔子和后世儒家，除了“革命”，也没有提出更好的解决方案。纵观整个中国历史，社会的发展不得不一次次诉诸暴力——革命或造反——来改朝换代，但最终结果是进步、倒退还是停滞，却是难以预知的。历史经验表明，在暴力冲突中，人类社会因此而进步的几率，不会比抛掷硬币的50%更高，事实上，最后胜出的常常是更残暴、更不择手段的一方，而不是更仁义、更理性的一方。秦始皇和大秦帝国的出现，便是很好的例证。

　　对于从“共治”趋向“专制”的历史走向，孔子不是一点没有预感。子路说过自己的老师：“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论语·微子7》）

　　关于天下之道，子贡曾这样评述：“文武之道，未坠於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论语·子张22》）这段话的意思是：周朝文王武王之道，并未失传，尚存世间。贤者能够理解其中主体，不贤之人也能了解一些末节，到处都有文王武王之道。孔子何处不能学呢？未必师从某个老师。

     在子贡看来，孔子当然是“识其大者”的贤者，继承了天下之“大道”。孔子自己也有这样的使命感，一生的努力就是为了让天下能够重回“大道”。

　　孔子曾说过：“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论语·宪问36》）对“道之将废”，他感到困惑；对“道之将行”，他心存希望。

　　然而，到了宋代，朱熹却清醒地看到：“千五百年间……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答陈同甫八》）

　　好在，两千五百年后的今天，我们有可能走回孔子所传承的“大道”，并为他留下的疑难问题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