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与《大公报》

珠江源

         当今学界，许多人是不屑于为报纸写稿的。这固然取决于现行的学术体制，也与学者自身的素质有关。众所周知，在申报科研成果、评定学术职称时，报纸上的文章往往是不能算数的，因为这不是学术论文。如此一来，专家学者与人民大众就失去一条很好的沟通渠道，其结果是老百姓不知道他们在干些什么，他们也不了解社会有什么需要。与此相应的是，由于缺乏公众基础，专家学者们往往陷入自话自说的境地。时间一长，所谓学术论文就成了猎取功名利碌的敲门砖，不仅鲜有创见，而且八股味十足。这种状况与五四精神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回顾一下傅斯年与《大公报》的关系，有利于改变这种不正常的状况。

　　 傅斯年（字孟真）出身于山东聊城的一个名门望族，其祖先傅以渐是清王朝建立后的第一个状元。有清一代，傅氏家族在科场上得意者不计其数，官至封疆大吏者也不乏其人。比如傅斯年的曾祖父傅继勋在安徽做官多年，李鸿章、丁宝桢都出自他的门下，因此山东傅氏有开代文章第一家之誉。傅继勋之后，其子孙大多偏离仕途，以教书为生。在世人眼里，傅家好象是开始走向衰落，正应了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古话，但这未尝不是他们蔑视权贵、洁身自好的最好选择。父辈们对傅斯年影响很大，傅一生同情下层社会，憎恨贪官污吏，与这样的家庭背景有很大关系。

　　 傅斯年十来岁的时候，正好赶上废除科举制度，他也在时代大潮中进入新式学堂。然而即使是新式学堂，仍然是以读经为主。对于当时的情况，傅斯年有这样的回忆：读经乃全与现物隔开。上者剽窃乾嘉，下者死守高头讲章，一如用八股时……的笑话。傅斯年一生鄙夷脱离现实的所谓学术，这是他后来经常为《大公报》写稿的一个原因。如今，倘若大家还是死守高头讲章，不敢面对现实，不敢在报刊上讲真话，就只能让我们回到可笑的八股文时代。

　　 傅斯年与《大公报》的关系，可以追溯他读中学的时候。傅斯年的父亲傅旭安，当年主持龙山书院时曾经资助过一位名叫侯延塽的学生。侯氏家境贫寒，勤奋好学。后来他考取进士，被授以刑部主事，便回乡省亲并拜望恩师，没想到旭安先生已经去世，于是侯延塽发誓要把老师的两个孩子培养成才。他看到傅斯年博闻强记，聪明过人，便想带这孩子到大城市去读书。侯与《大公报》创始人英敛之是好朋友，他路过天津，与英敛之等人谈起傅斯年的情况，并把傅的几篇作文拿了出来。英很欣赏傅的才华，劝他把这个孩子带到天津。于是侯延塽赶回山东聊城，在征得傅斯年祖父和母亲的同意后，便把傅带了出来。

　　 傅斯年到天津时大约是１３岁左右。经过短期准备，他考入天津府立一中。刚入校时因为学生宿舍尚未建成，他还在英敛之家中住了好几个月。在此期间，傅斯年竟然与比他大三十多岁的英敛之成了忘年交。他们谈论的话题很广，从读书求学，到国内外大事，几乎不所不包。学校的宿舍盖好后，傅斯年虽然搬到学校去住，但每逢星期日和寒暑假，他总要看望英敛之。后来，英敛之的儿子英千里在回忆傅斯年时曾经写道：

　　 他住在我家的时候，我同他并不很亲密，因为在我一个九岁的顽皮孩子的眼里，看这位十四岁的傅大哥是个魁伟而庄严的'大人'。他每天下了学除了温习功课外，就陪着先父谈论一些中外时局或经史文章，绝不肯同我这'小豆子'玩耍或淘气，所以我对他只有'敬而畏之'的心理，虽然经过了四十年，我还没有完全撇掉。

　　 此外，英敛之的夫人既是皇室后裔，又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她似乎与胖乎乎的傅斯年颇有缘分，所以英千里还说：先母是最喜欢傅大哥的，说他聪明而老成。我家是天主教徒，因此先母常给他讲教义，并在星期日带他进教堂。他虽然未入教，但是他一生对于教会人士好感，也未尝不是因为受了先母的薰陶。傅斯年与英敛之的交往，对于他在五四期间创办《新潮》杂志以及后来热衷于文章报国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

　　 傅斯年与《大公报》的再次交往，是在新记《大公报》诞生以后。辛亥革命后英敛之萌生退意，将报纸交给他人主持，自己全力从事宗教、教育、慈善等活动。从此《大公报》每况愈下，到１９２５年１１月终于被迫停刊。第二年年初，英敛之溘然去世，正当这份报纸也要随他而去的时候，吴鼎昌、胡政之和张季鸾将它买下，才使《大公报》起死回生。这一年冬天，傅斯年从欧洲留学归来，担任中山大学教授兼文科学长。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他辞去教职，专门从事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筹建工作。史语所的工作重点之一，就是对安阳殷墟进行考古发掘。这是一项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的工作，但是在当时却受到地方主义的阻挠，河南省图书馆馆长何日章俨然以维护本地文物自命，散发传单，斥责这是既无学识，又无计划的举动。１９３０年１月，《大公报》驻河南记者根据何氏传单，以《发掘殷墟龟甲文》为题报道此事，对发掘工作多有歪曲。为了澄清事实以正视听，傅斯年致信《大公报》，指出上述报道系根据一方面之传单而作，与事实完全绝对不符（按：在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王汎森、杜正胜编辑的《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中有该信原件，其中有何日章君四字，后改为一方面之），《大公报》当即予以发表。在此之前，傅斯年还去河南进行调解，并宣传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事后他风趣地说，为了这件事，我把鼻子都碰瘪了。当年考古组的负责人李济也说：这件事若不是傅先生办，别人也办不下来，而安阳的田野考古也就做不下去。

　　 傅斯年与《大公报》的进一步交往，是在１９３４年该报开辟星期论文之后。星期论文由学界名流执笔，第一批被邀请的学者有丁文江、胡适、翁文灏、陈振先、梁漱溟、傅斯年、杨振声、蒋廷黻等八人。据说开辟这个专栏是张季鸾与胡适的主意，当时张的想法有两点：一是邀请名家撰写星期论文，可以减轻他的负担，因为他几乎每天都要写一篇社评；二是邀请自由知识分子加盟，有利于拓宽言路，扩大该报的影响。

　　 据周雨《大公报史》转引方蒙、谢国明的统计，从１９３４年１月到１９４９年６月，为《大公报》撰写星期论文的作者有２００多人，共７５０篇。其中发表１５篇以上的，有胡适、傅斯年、吴景超、陈衡哲、陶孟和、张其昀、沙学俊、周太玄、何永佶、谷春帆、伍启元等人。另据《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著述年表》反映，傅斯年为《大公报》共写星期论文２２篇，占总数的３％左右。这个数字仅次于他在《新潮》和《独立评论》上的发稿量。《新潮》和《独立评论》是他参与创办的同人刊物，不能与《大公报》相提并论。换言之，在他为公共媒体所写的稿件中，《大公报》占绝对多数。

　　 从内容上看，傅斯年的星期论文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国内政治，二是国际评论。关于前者，可以从《政府与提倡道德》（发表于１９３４年１１月２５日）中一睹其风采。作者说：自民国以来，每届政府都要制礼作乐，提倡道德，其结果不仅毫无成效，反而是徒增许多伪善。他认为，与西方国家相比，除了教会的作用外，中国人最缺乏的是国民训练，而不是道德说教，是政治家以身作则，而不是政治口号。所以，政府如果对提倡道德真有兴趣，那就应该在立法上引进公民契约论等近代社会的思想理念，在执法上培养服从公义、明辨是非的良知和良心。他强调：在位者若真想提倡礼义廉耻，口号是没有用的，只有自己做个榜样，把自己所能支配的无礼，不义，鲜廉，寡耻之徒，一举而屏弃之，才能在提倡道德上有所成效。文章最后，傅斯年问道：在国难之急，民困之极的今天，公务机关汽车之多，公务人员应酬之繁令人咋舌，不相干的事比比皆是，如此的政治榜样，是能锻炼人民道德的吗？傅斯年爱憎分明，疾恶如仇。我不知道所谓不相干的事是指什么，但如果把这几个字换成公款吃喝嫖赌、公费出国旅游的话，那岂不是一篇声讨当代贪官污吏的檄文？

　　 至于国际评论，他曾写过《今天和一九一四》（１９３４年２月１８日）、《一喜一惧的国际局面》（１９３５年１０月７日）、《国联之沦落与复兴》（１９３６年５月３日）、《天朝－洋奴－万邦协和》（１９４４年４月２日）、《我替倭奴占了一卦》（１９４４年７月９日）、《第二战场的前瞻》（１９４４年７月１２日）、《罗斯福与新自由主义》（１９４５年４月２９日）等论文。傅氏并不是一位国际问题专家，但他的文章却有视野开阔、搜罗宏富、论证严谨、判断准确等特征。究其原因，一是他有广博的知识积累和触类旁通的分析能力，二是在许多问题上他不像如今一些所谓专家似的，只会鹦鹉学舌，人云亦云。

　　 我注意到，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的《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中，有张季鸾写给傅斯年的一封信。这封信虽然未署年月，但是从内容上可以看出这是在《大公报》上海版创办后写的。再加上信末署有二日字样，估计这封信与傅斯年的《国联之沦落与复兴》有关。该文发表于１９３６年５月３日，为了避免侵华日军制造口实，张对它有所删节，故写信进行解释。从这里可以看出张之敬业精神和他对作者的尊重，也可以发现《大公报》在外力逼迫下，要想申张正义是多么艰难。

　　 除了英敛之和张季鸾之外，傅斯年与王芸生的关系也很密切。抗日战争前夕，王芸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傅孟真先生有一次对我说，他想写一篇'中国官僚论'。他说，中国向来臣妾并论，官僚的作风就是姨太太的作风。官僚的人生观：对其主人，揣摩逢迎，谄媚希宠；对于同侪，排挤倾轧，争风吃醋；对于属下，作威作福，无所不用其极。对于傅氏高论，王芸生深有同感，因此才把它写入文章。王说：这道理讲得痛快淋漓。这段官僚论，的确支配了中国历史上大部分的人事关系。后来，傅斯年虽然没有写出这篇宏文，却在抨击孔祥熙、宋子文时表现出气势如虹的大智大勇。可悲的是，他们所说的这种状况不仅至今没有改变，反而还有漫延的趋势。流风所及，就连过去还有点骨气的学术界，如今也尽是些阿谀奉承、谄上欺下的奴才相。

　　 除此之外，在《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中，王芸生写给傅斯年的那封信也值得注意。该书第二部分为友人书信选，收入张元济、蔡元培、陈独秀、汪兆铭、丁文江、蒋介石等的书信３８通。从名单和内容上看，这些书信均弥足珍贵，可惜篇幅有限，每人只选了一封。王芸生的信写于１９４５年１１月２３日，这正是我国历史上最关键的时刻。因为自从鸦片战争以来，内部的腐败和外来的侵略把我们这个国家推向了苦难的深渊，无论辛亥革命还是国民革命，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所幸抗日战争的胜利和联合国的成立，才让国人看到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希望。在这性命攸关的历史时刻，王芸生清醒地看到，要想让希望变成现实，只有民主宪政是一条坦途。不幸的是，正当国内民主呼声日益高涨，国家开始走向宪政的时候，世界范围内的冷战和东西方意识形态严重对立也开始形成，于是苦难深重的中国又面临着新的危机。

　　 在这方面，《大公报》始终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并竭尽全力防止局势的恶化。比如抗日战争刚刚结束，王芸生就在一篇文章中说：国民党既决心还政于民，国民政府也准备结束训政，民主宪政的实现应该是水到渠成的事。十几天后，举世瞩目的重庆谈判即将开始，毛泽东在机场的书面谈话中表示，他来重庆是为了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为此，王芸生在文章中写道：毛、蒋一旦重行握手，真是一幕空前的大团圆。平心而论，王芸生对于政治谈判的云谲波诡和政治家的反手为云覆手为雨是了熟于胸的。他这样写，不过是为了在民主宪政方面制造舆论，鼓舞人心罢了。

　　 关于重庆谈判，美国人Ｒ·特里尔在《毛泽东传》中说，毛此行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显示一下自己的实力。如何显示的呢？除了特里尔所谓暗示有一百万军队之外，还有一种明示，那就是随后发表的《沁园春·雪》。这首词是１１月１４日在重庆《新民报晚刊》上发表的。１１月２３日，王芸生给傅斯年写信说，孟真先生：日前之晤，承问笑话，忘记谈一事，即毛泽东近作之沁园春也。特另纸录陈，以见此人满脑子什么思想也。在此之前，傅、王二人都分别见过毛泽东。傅、毛会面是在１９４５年７月国民参政会六参政员访问延安的时候。五四运动时，二人在北大就已相识。当年傅斯年是学生领袖，如今毛泽东是一党领袖，所以毛专门邀请他促膝谈心，并在书赠客人的条幅中以刘邦、项羽自况。条幅内容是唐代诗人章碣的《焚书坑》，文革时毛泽东又将它书赠江青，可见他对这首诗多么喜爱。王、毛会见是在重庆谈判期间，基于《大公报》的影响和声誉，毛曾多次会见大公报人。大概是有感于对方要显示一下实力吧，王芸生曾劝毛泽东不要另起炉灶。这本来是基于国计民生的一番好意，不料５０年代以后竟成了王芸生的一大罪状。

　　 一个多月后，王芸生还发表一篇长文：《我对中国历史的看法》。文章以史为鉴，指出中国历史上打天下，争正统，严格讲来，皆是争统治人民，杀人流血，根本与人民的意思不相干。胜利了的，为秦皇汉高，为唐宗宋祖；失败了的，为项羽、为王世充窦建德。若使失败者反为胜利者，他们也一样高据皇位，凌驾万民，发号施令，作威作福，或者更甚。为了说明该文旨趣，王还在文章前面的补识中说：……近见今人述怀之作，还看见'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比量。因此觉得我这篇斥复古破迷信并反帝王思想的文章还值得拿出来与人见面。翻身吧，中华民族！必兢兢于今，勿恋恋于古，小百姓们起来，向民主进步。然而，对于那些企图通过暴力来实现帝王梦的人来说，这种想法也太书生气了。因此没有过了多久，所谓打天下、争正统、杀人流血的战争就打了起来。

　　 说到这场战争，苏联起了很坏的作用。众所周知，十月革命以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曾经宣布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从而获得了国人的好感；抗日战争前期，苏联也向我国伸出援助之手，进一步赢得了人心。然而当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年代，苏联却与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并发表《共同宣言》。前者以中立为名，纵容日军对华侵略；后者则无视中国的主权，宣布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以换取日本对蒙古独立的承认。１９４５年２月，美、英、苏三国首脑在雅尔达签订秘密协定，以苏联对日宣战为条件，答应了苏联的许多无理要求，其中包括承认蒙古独立，管理东北地区的铁路和租借大连旅顺两个海港等。后来，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有关附件，苏联红军本来应该在日本投降后三个月内撤离东北，但是直到１９４６年２月还无动静。不仅如此，苏军还千方百计阻挠我国军队进入东北，并竭力扶持反政府武装。苏联政府的作法激起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慨。

　　 正在这时，雅尔达秘密协定的内容也全部公开，于是爆发了以大学生为主的反苏运动。为此，《大公报》曾以《东北的阴云》为题发表社评，认为中国人民睹国运，拼存亡，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战，主要就是为了收回东北。如今抗战胜利了，我们却不能顺利地收复失地，这就不仅是一个内争民主，而且还是外争国权的大问题了。几天后，以傅斯年为首的２０位著名学者在《大公报》天津版上以星期论文的形式发表声明，表达他们对雅尔达密约的抗议。声明说：这一秘密协定侵犯了中国主权，违背了联合国共同作战的理想和目标，开创今后强力政治与秘密外交的恶例；影响所及，足以破坏今后世界的和平，重踏人类罪恶的复辙。这一秘密协定，实为近代外交史上最失道义的一个记录。

　　 与此同时，傅斯年还为《大公报》重庆版撰写《中国要和东北共存亡》的星期论文，分析了东北丰富的资源和重要的战略位置，指出这就是日俄两国对它垂涎已久的原因。他表示：若东北竟失掉了，或者名存实亡的话，那么中国的国民经济就永不得解决，中国就永为贫民窟，永为困乏、疾病、愚昧之国了。在一部傅斯年的传记中有两个小标题：学人深知亡国恨，御寇多见赤子情，这最能反映传主在国家面临危难时的思想感情。近年来，傅斯年揭露孔祥熙和宋子文侵吞公款的事迹被重新提起，并得到国人的普遍称赞。相比之下，他的上述见解和努力却不是被歪曲，就是被遗忘。这些事情距今才半个多世纪，如果我们不能正视或不能了解这段历史，以便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的话，又怎么面对已经开始的２１世纪呢？

　　 胡适说过，傅斯年是人间一个最难得最稀有的天才。这不仅表现在他的治学方面，更表现在其做人做事上。作为学生和朋友，傅斯年对胡适也有这样的忠告：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傅斯年的观点，在一党专政的时代尤为重要。当年，为了监督政府，开启民智，以胡适、傅斯年为代表的一代知识分子在致力于学术的同时，还不断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批评弊政、揭露黑暗，仗义执言，为民请命，体现了现代知识分子的良知和价值。因此，当我们看到如今一些专家学者表面上远离政治，实际上是想掩盖其乡愿心态，并以所谓专业特长来分得一杯羹的时候，就更加钦佩傅斯年那一代人的大智大勇，并怀念《大公报》办报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