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身与文章

张梦阳

     《书苑折枝》(一)录唐欧阳询《艺文类聚》二十五引梁简文帝《诫当阳公大心书》：“ 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

　　鲁迅案道：“帝王立言，诫饬其子，而谓作文‘且须放荡’，非大有把握，那能尔耶？后世小器文人，不敢说出，不敢想到。”

　　这段案语大有深意。

　　“立身先须谨重”，就是做人首先必须谨慎、持重，这在多数人看来恐怕是没有疑义的。鲁迅所说“非大有把握”不能言的，是“文章且须放荡”，“后世小器文人”，不但不敢说出，就是想也不敢想到。这里就大有文章了。

　　这令我想起了鲁迅痛感中国人的精神在封建专制主义的禁锢奴役下日益萎靡锢蔽，１９２４年１１月，在《苦闷的象征》引言中写的一段话：

　　非有天马行空似的大精神即无大艺术的产生。但中国现在的精神又何其萎靡锢蔽呢？

　　是的。没有天马行空似的大精神，也就没有大艺术、大学术。没有思想的自由，精神的独立，蜷缩在思想的牢笼中，精神状态萎靡锢蔽，哪里能够创造出什么真正的艺术和学术呢？而鲁迅在《过客》中所大力张扬的大荒原上的“过客”精神，恰恰就是这种天马行空似的大精神，是精神解放的最高标志。

　　所以，所谓“文章且须放荡”，就是写文章时，要有一种天马行空的大精神。像庄子写《逍遥游》和鲁迅写《野草》那样，汪洋恣肆，驰骋自如，放得开，荡得来，才能写得出大文章，产生大艺术。这确实是小器文人连想也不敢想的，更甭提说出和做出了。

　　而为什么先要立身谨重呢？因为如不谨重，而立身放荡，贪恋物质享受，生活上热衷声色犬马，吃喝嫖赌，放荡无忌，就难有精神上的刻意追求，也难以实现精神的大解放，难以达到自由“放荡”的大境界，文章自然会世俗、小器，难有大艺术的产生。这样，立身放荡而文章“谨重”，倒过来了，当然不可能有所作为了。

　　至于有的人立身和文章都“谨重”，拘谨、板滞，恪守八股，干瘪无物，不敢说、不敢想、更不敢真的“放荡”， 胆小怕事，生怕越雷池一步，总蜷缩在“套套”里，也就是鲁迅所说的“小器”，当然也不可能升华到大境界，产生大艺术，只能平庸一世，一事无成。

　　“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乃至理名言。

    《人民日报》 (2006-09-12 第15版)